今天，7月21日一早，打开手机，见到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发来的噩耗：崔道怡先生走了!悲从中来……
崔道怡是谁?可能很多影视观众未必听说过，但文学圈内人士大都知道，堂堂“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提携、托举了许多作家的慈祥恩师，当代中国文学最前沿的亲历者、一个孤清凛然的编辑家。崔先生的视野和事业，他的眼光、贡献、气度和性情，都是我在关注先生以后，从一些有关他的报道、与他人的闲聊和多次直接交往中如拼图一般将素材聚拢而使认知逐渐清晰起来的。
说起来，我对崔先生最早的关注，是他姓名中的那个“怡”字。
1978或79年，我还是个高中生，课余时间大多是钻到父母单位的图书馆里翻看小说、杂志。一天，在一本杂志上(现在想来，应该是《人民文学》。当时不注意刊名，只看作品)，看到了一则短篇小说《小薇薇》，写的故事和我几年前经历过的“干校生活”非常相似，情感上有种真真切切的共鸣。一口气看完后，舒畅、高兴，当然想知道作者是谁。看了一眼：航鹰。怎么还有这个姓?肯定是个笔名!鬼使神差，我竟注意到了署在篇末的编辑姓名：崔道怡。
那个时候，名为“怡”者的，我只知道“秦怡”，还是从这个图书馆里泛着纸霉味的文革前《大众电影》里知道的。正因为谨遵“可以看，绝不许拿出去，也不要显摆”的父命，才得以翻来覆去地借阅，以至烂熟于心，而秦怡，无疑是最美好的记忆。崔道怡，又一个“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以后，念了中文系。一天，好友拿来一部厚厚的书给我看，都喜爱文学嘛。他说：“我看了好些篇。公诸同好!”我接过来，《小说拾珠》，一部短篇小说集;看篇目，有一些我看过的，都是些好作品。朋友说：“这书编得好。”我查看编者，崔道怡!熟悉的名字又出现在眼前，心头一热……
崔道怡先生编的小说集《小说拾珠》
《小说拾珠》版权页(局部)
此后，工作、结婚生子，当然也看了许多小说，听到了许多小说外、小说里的故事、轶闻，“不成文儿”地知晓了“编辑”的职责与操守，更从许多文学作品(比如小学、中学时就“啃”过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敌后武工队》《红日》等小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知道了文学编辑需要无偿付出，为了提升原稿的文学、思想质量，促其更上一层楼，要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由于喜爱文学，对文学编辑也就更崇仰之。哦，崔道怡……
后来，我竟然也做了编辑，还是文学编辑!入行之初，脑中总萦绕“崔道怡”这个名字，陆续听闻了一些行内轶事，由于对先生心生敬仰，更不敢贸然造扰。没有人教给我怎样做编辑，在日常编稿、约稿、与作者谈稿件的过程中，我总是拿以往传闻中的“编辑应该干的”
要求自己;《红岩》们的编辑工作状态，就是我的一个尺度、标高，就是生动的行业规范!
所幸的是，我竟与“京城四大名编”或多或少都有些交集——跟何启治老师结缘，起自编辑他的一部散文集，以后一直联系没断，受益多多。那时，已经知道了他编《古船》《白鹿原》的故事，高山仰止;跟张守仁老师，是因为我在主持编辑《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在张先生并不宽敞的斗室中，听他讲《林中速写》的写作和感受，讲屠格涅夫，讲几个同行创办《十月》;和章仲锷先生交集较浅，只是在去《中国作家》杂志社(当时还在沙滩《红旗》杂志社那个大院的简易板房里)找杨匡满先生谈事情时，见到了章先生。简单聊过几句，章先生就出去了。他不知道，在他的背后，是我一双“追星族”般的眼睛。
何启治先生赐赠的《当代》“《白鹿原》首发纪念版”
跟崔道怡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某个宾馆(会堂?)召开的作品发布会上。我进电梯时，里面已经有了三四个人，我一眼就看到了高高大大的崔先生，便礼节性地点了下头：“崔先生好。”先生微微探过头来，用那很动听的声音问我：“您是……”我说了自己的单位。先生“噢”了一声，和蔼地笑着点了下头。电梯门开，我向先生要了电话号码，就分道扬镳了。
后来，我请先生参加过几次我责编作品的研讨会。会上，先生总是认真地发言，讲说他认为的优劣短长，显然是认真读过作品，而且还做了笔记。先生没有大而化之地“虚美”，亦未弯弯绕式地“隐恶”，
完全就是举出例证，就事论事，言辞明白，深中肯綮。几次研讨会，我深深领略了“名编”特有的风采，更体味到了“名编”不凡的体量。闲时，当然和先生聊到了《小薇薇》。当时，先生朗声笑起来：“哈哈，你居然记得那么清楚。”并告诉我，航鹰姓刘，女作家，现在天津。我没有联系航鹰的意思，只是说当时竟然注意到了“责任编辑”!聊到编辑的职责与敬业，先生严肃地说，那个时候，大家就是为了让作品更好些、再好些，帮助作者冒出头来!就作品和作者说啊说啊，不厌其烦。真的就是那么想、那么做的;尊重，并非一味地顺从，要有原则，要说服他。不光口服，更要心服，这样，才能对作者、作品有真正的帮助，他才能真正地更进一步。记得先生叹了口气，说：“现在，像你还这么做的，恐怕不多了吧。我很欣赏!要坚持这么做。”先生的鼓励，让我心里暖暖的。那一代人的全情融入，业内的传闻，报刊、书籍中的记载，尤其是诸多先贤合力构成、铸就的那种和谐、蓬勃与欣欣向荣感，都成了历史的纪念碑，真的!
2017年4月中，我组稿责编的一部长篇小说《圣人开花》，进入了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的入围名单。经过多轮淘汰，“路奖”评委们在全国诸多作品中，选定了6部作品入围，最终获奖的只有1个名额。我知道，茅盾奖是10进5，奥斯卡是5进1，而“路奖”是6进1!相当惨烈的角逐!主办者希望我出面请业内老专家做开奖上宾。我联系了崔先生与何先生，我向他们简单介绍了“路奖”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眼下的运行艰难。两位老先生都答应了。
入围第三届“路奖”提名的《圣人开花》
揭晓盛典于23日上午在梅地亚中心二楼会议厅举行。一早，我驱车到崔先生府上迎请老人(另安排他人迎请何先生)。路上，崔先生说：“好久好久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因为你讲到了这个‘路奖’的艰难。宣传好的作品、扶植有潜力却有困境的文学耕耘者，是编辑的责任啊!”
先生始终把自己定在“文学编辑”的名位上，从来都是谦虚、谦逊的。先生待人和蔼、亲切，没有一点儿专家的架子，满肚子真货，随便抽出来哪一条，都是滋补品。有一年，我到盘锦办事情，当地的作协主席向我感慨：“你们首都的专家就是厉害!那课讲的，台下全都听愣了神。要么是笔记刷刷地写，跟不上呀;要么就是听得入了神忘了记。事后都说，讲得太棒了!都这么讲，多好呀!”我问是哪个专家来讲的。“崔道怡呀!你知道吧?”我说认识。他竟张大了嘴拉着我的胳膊：“行啊你。”我行什么?崔先生的热力，我隔空感受到了!
这届“路奖”的终评结果，是时年83岁的崔先生启封宣布的!当时，先生穿件紫红色的灯芯绒外套，一头素发更显活力。他站在话筒前，朗声宣读，气宇轩昂，一时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崔道怡先生揭晓第三届“路奖”
何启治先生为第三届“路奖”折桂作品《车欠土里》的作者小方颁发奖牌。记者的闪光灯亮个不停。昂立在台上的两位文学老人，心里乐开了花。
第三届“路奖”颁奖典礼嘉宾席。前排右四为何启治先生，右五为崔道怡先生
这些狂闪的灯光，留住了他们的身影，而在他们几十年的勋业里，很少有灯光。他们，就如同在黑夜的山路上踽踽独行，无声无息，没有鲜花更无红毯，但这样的路，是要有人走的。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尽毕生之力善待了历史!在台下，我看着两位老先生，突然有种莫名的心酸……
散会了，获得5个入围奖之一的《圣人开花》的作者杜禅先生，想和崔先生合张影。我说没问题。朋友过来为先生和杜禅留影。
崔道怡先生与《圣人开花》作者杜禅
杜禅是今早第一个给我发来先生噩耗的。他不可能想到，这张照片，竟是他和先生最后一次同框……
现在，先生走了。
先生的心思，可以完全出离文学了，但是，他托举起的那些作家、作品，怎能出离得了他老人家?受到先生职业精神感召的后辈如我者，又怎么给我们的后人讲述先生的故事?呜呼，满目苍茫，恍如隔世……
